但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并不准确。
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关联在一起的，它们都指向了立法者对特定民族生活的考察。立法者的任务就是要从整体上判断某个民族是否还具有民情的单纯性，以及如何在这一单纯性与创制之间建立关联。
也就是说，公意恰恰蕴含了卢梭对社会本身之性质的深刻洞察。这篇文章非常敏锐地洞察到卢梭的立法者科学与意见机制——包括个人意义上的自恋(amour-propre)，也包括社会舆论和风尚——之间的深刻关联，不过，立法者只能用特定的方式引导意见，这本身就暗示了所谓的社会舆论和风尚有着自己特殊的存在方式。其实这些规章制度不过是拱梁的边边角角，而唯有慢慢生成和成长的民情风尚才最后形成那不可撼动的拱心石(Keystone)。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看到《爱弥儿》不仅仅是一本论教育的著作，而且是一本有关立法者的著作，或者说，在个体的意义上，立法者就是卢梭所说的导师，他所关注的不是纯粹的政治体制，而是更为基础性的人心秩序。⑩Rousseau,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4,pp.154-155。
就前者来说，立法权力问题与公意密切相关，亦即立法权是为了把公意确定为法律。卢梭：《政治制度论》，崇明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36-37页。在目前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社会思想文化条件下，完全消灭农村习惯法，彻底禁止习惯法在农村地区发生影响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
习惯法一般要求农村社区成员遵纪守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国家法规定债务的清偿以本人的财产为限，而农村习惯法却往往规定父债子还、债务不死，强调责任的无限性。农村习惯法更突出规定村民的义务和责任，而国家法更注重保障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非依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受剥夺。同时还规定村聘用张长有、张加权为全村专职护林员，对座落岭南乡境内之山林看守护林，包括竹笋、卫生及河道垃圾等看理，月工资每人每月壹佰元。
1999年我们水槽村共发生了14件民事纠纷，涉及187人，其中生产经营纠纷5件，80人。有一次来的是女方当事人及其父亲李某。
而当代中国对农村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法律主要是根据现代化发展的情况、考虑国际标准和全球化的要求而制定的，以人、财、物的流动以及劳动、资本和原、材料在流动中的结合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而国家法奉行个人本位，从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人权不受政府权力侵犯出发，法律必须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尊重和关怀人权。李某抽旱烟，也礼貌地卷了一支，递给崔书江。国家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可以对农村习惯法进行认可，而使之具有双重效力，也可以在国家法中反映农村习惯法的内容，但农村习惯法从总体上仍区别于国家制定法，与国家制定法有着严格的界限甚至互相对立。
在审理婚姻家庭、相邻关系、小额民间借贷、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等民事纠纷案件中，常常遇到法律规定与农村习惯法的冲突，法院硬性判决往往很难案结事了。权利与义务方面，法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和运行来实现的，权利表征利益，义务表征负担。三万元到村委会的帐户后，被占地户所在的村委会以村里有包活地的习惯法为由只同意按一亩地600元的标准支付给刘甲，刘甲不服，认为应按一亩地2000元的标准支付占地补偿款，双方争执很久不能达成一致，刘甲最后以村委会为被告诉至法院。当然，这种悠久性是相对而言的，是从整体角度上认识的。
在这种情况下，曼短寨退回到按老寨规（习惯法）处理此事的原则上。严禁人、畜进入青蒿种植地践踏青蒿，违者按乡规民约处理，并赔偿业主的损失。
根据国家法律，一审法院不支持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后来，在吉某不懈的控告下，当地公安机关以李某涉嫌强奸正式立案并将其逮捕，2000年6月6日当地法院认定李某犯强奸罪并判处有期徒刑3年。
农村习惯法强调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在处罚方式方面，习惯法以罚款、罚物、开除村寨籍、肉刑、处死等为基本形式，表现出损害名誉、给予人身伤痛的特点，这与国家法的文明处罚方式有一定距离。在处理国家法与农村习惯法两者关系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国家法制统一。按照我们这里禁山护林的习惯，每年由村民一起确定封山的具体日期，每逢此日，各户村民一起出资买一头猪，宰杀后大家一起分吃猪肉。（3）与国家法相比，农村习惯法以其生动、具体的独特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弥补了国家法宏观、抽象下的一些空白。农村习惯法基本以家庭、家族乃至村寨为财产所有权的主体，个人很少能成为财产所有权的主体而独立拥有财产、自由支配财产。
国家法律则不是为特别保护个别人的利益而制定，也不是为特别约束个别人的行为而设立，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傣族地区习惯法有驱逐琵琶鬼的内容，被指控放鬼者往往被抄家，逐出村寨，甚至被伤害致死。
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枫下村于2006年6月制定了环保公约，对本村出现的有损村容和环境保护的不文明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如养鸡户拉出的粪便，只许拉往田间地头，不准在村中街边、河边堆放，确需在村中堆放的应一律建起粪池，并要在上面加盖。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习惯法规定的早婚、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抢婚制、公房制，可能触犯国家制定法规定的强奸罪、奸淫幼女罪、重婚罪等。
2005年该组经村民小组讨论，确定分红方案为按常住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其次村民们认为，该纠纷应该通过调解和协商解决处理，以避免增加矛盾。
正如河北固安一人民法庭的书记员就说，法官判案主要依靠法律，这确实没错，我们的裁判依据也得从国家法律中来，不然就是违法，就没有效力，但是本地的民间风俗习惯有时候必须考虑。但是有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却规定结婚后的妇女不享有这些权益。农村习惯法的产生、形成，是农村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有其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这种冲突表现为农村习惯法与现行的国家法的规定不一致甚至对立上。
如2002年7月6日，湖南省会同县堡子村村民因怀疑同县东门街人张顺成到本村偷油，将其抓获后按照惩治小偷的习惯法做法将其绑到电线杆上，在全村居民的毒打下，张顺成竟被活活的打死。偷砍集体、个人的杉松、杂木、柴火、楠、毛竹等除退回原物外，杉、松每珠根部8-14公分罚款15-20元，16公分以上每公分照加罚款2元。
各地农村有关保护农业生产、水利设施、环境保护的习惯法是相当丰富的，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乡通过乡规民约保护10多株东晋时期人工营造的古杉树群。由此可知，民众对该案的处理有意见不在于处理结果，而是处理程序上撇开了习惯法上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商处理纠纷的必要程序。
我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通则》、《民族区域自治法》、《婚姻法》、《森林法》、《继承法》、《收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事诉讼法》等现行法律都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根据当地民族的特点结合法律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如农村习惯法大多禁止偷盗，偷盗者根据偷盗物的不同除退出赃物外，并受按价赔偿、加倍赔偿、罚款、罚做公家工、开除村寨籍乃至处死的处罚。
原告翁某父女两人、余某母子三人起诉称，他们的户口从2004年分红时至今均在綦江县赶水镇马龙村第二村民小组。在责任追究方面，农村习惯法比较强调集体责任、连带责任，与国家法的责任自负原则差距较大。农村习惯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有不少是国家法所没有调整的，像社会交往、红白喜事这些方面的规定是农村习惯法独有的。 国家制定的宪法、刑法、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也保护集体、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禁止偷盗行为，违反者由国家司法、执法机关给予各种制裁。
夏某的家人及外地来的两个商贩从炸倒的房屋中爬出，但大门口被人堵住，村民以乱石和棍子将他们打死，尸体被扔进燃烧的房屋焚毁。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深入调查，广泛听取基层和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新农村建设扎实稳步推进。
如广西金秀六拉村村规民约规定：一人犯法全家负责，各家长要严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十六周岁以下的儿童）。农村习惯法是确定的、明白无误的、彼此知晓的，其内容、范围、权利义务都是清清楚楚的，为农村社区的成员所了解和理解的。
农村习惯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不一致，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内容较为明显。同时人的思想意识、观念情感是多层次的，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经济，要求各地农民的法观念、法情感、法意识完全一致，全部为社会主义的法意识法观念，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